湖南19岁出柜男生之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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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书称曾因性格阴柔遭校园霸凌

出柜11天后,吴一川决定去死。 他删除了在同性软件上发布的所有内容,注销了账号,拉黑了微信里所有亲属。最后的晚餐,他和父母发生争执后,关掉手机,打算去健身房骑动感单车。傍晚7点左右,妈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:“妈妈,再见了。” 吴一川19岁,曾是湖南桃江一所私立高中的学生会主席,今年毕业。在同学印象中,他是个乐观随和的人,走路爱哼日文歌,常搂着同学说笑;高考前两天,他帮同学买花布置教室,计划考完之后,“要玩得飞起来”。自杀前一周,他还参加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的海选。 6月17日,傍晚7点多,桃江最老的一座桥上,冷色调的路灯亮了起来,天空飘着细雨,打湿了老旧掉漆的护栏。附近一家店铺的老板看见一个男孩撑在栏杆上,松开手中的雨伞,手机摔在桥面上。 “今天河水也大,能淹死人哦。再见世界,再见了,各位。”吴一川在微博留下遗言。 桃江县城不大,消息很快在微信群里传开,吴一川的照片被翻了出来。他穿着白衬衫,头发向上梳起,眉宇清秀,嘴角微微上扬。“他那么乐观的人,绝对不会自杀的。”同学说。 实际上,从小学开始,吴一川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男生不同,也为此遭受校园霸凌,“从骂开始,脑残、全校最丑、娘炮”,严重的时候还会被打,他在遗言中写道,以至于后来,他对自己失去信心,看着自己的照片一直问,“为啥长得这么难看”。 事发后,警察在桥上发现了他的手机,屏幕已经碎了,包裹在笑容之下、一个从未被理解的吴一川隐藏在里面。

(吴一川在桃江最老的一座桥上跳了下去)

“我做好了一切准备”

 “我做好了一切准备” 夜色沉沉,打着红色、蓝色雨伞的人们围拢在桥上,有人丢了一块木板下去,瞬息被洪流冲走。两只船在水上打捞,临近十一点,仍然一无所获。 小浪最后一次见到吴一川是在健身房,他嘴里念叨,“我和家里吵架了”。他们认识不过一天,印象中,吴一川个子不高,身材偏瘦,“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名高中生”,除了打着一把卡通雨伞,在人群里并不显眼。 聊天时,小浪随口问吴一川为何不办游泳卡。“我不会游泳。”吴一川回答,又突然补了一句,“不会游泳也有好处,自杀的时候也干脆,要是会游泳,跳河里,后悔了还得游上来。” 小浪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,没太在意。半小时后,吴一川真的跳河了。 玉潭中学体育委员最后一次见到吴一川,是在高考考场上,吴一川有两科都提前交了卷。他们站在厕所门口一起抽烟,“题目太容易了,考得好无聊啊。”吴一川对他说,看起来很轻松。 那是他出柜的第二天。 小学六年级,吴一川开始在游戏中,以“香随”的名字扮演女生。14岁那年,他第一次知道“同性恋”这个词,并一直暗恋班上一位男同学,“总在我被欺负的时候给我勇气和力量”。 他曾向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自己的性取向,但一直没有告诉家里。母亲有一次收拾房间,发现他买的成人用品,有些怀疑,但他矢口否认。 吴一川有两个微信账号,一个联系家人和同学,另一个通讯录里几乎都是长沙同志亲友会的志愿者和同志朋友。出柜半个月前,他告诉亲友会的朋友,母亲已经有所察觉,最近一直在唠叨,“你要结婚、生孩子”“大学生活费加300,用作找女朋友”。 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他对朋友说感到了压力。 五月浓云密布的一天,吴一川去开福寺烧香,求到一支下下签,说他姻缘未到,学业无成,财源也不好。 他在线上找到一名心理咨询师,“我可能心里有问题了,现在一团乱麻。”吴一川说,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了,退休多年,家里没有经济来源,他想早点工作,创造好环境,谈恋爱,但又觉得自己毫无用处,“要颜值没颜值,要学历没学历,也不能吃苦”。 这一年,他感觉自己遭受了太多打击,在学校被欺负,在外面没朋友,“我已经什么都是零了,只有一条命在。”5月31日,他给110打了37分钟的电话,截图发在微信小号,“感觉没啥希望了。” 他决定在高考之前出柜。“我已经瞒了7年,很辛苦,很累,我不想再隐瞒了……我已经考虑很久了,考试这两天,我家人不会多说啥,有了缓冲期。”他对长沙同性恋亲友会里的朋友说。 朋友建议他不要这么仓促,“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。我们一般人的缓冲期都是几周到几个月。” 表妹意外刷到他的抖音账号。他顺势告诉表妹,“我也不瞒着了。我打算在高考前跟家长说。” “别说,说了你们家就完了。”表妹阻止他。 但他一句听不进去。6月5日,他在微信里对亲友会的朋友说:“我还是决定明天出柜,我做好了一切准备。” 那之前,他已经在QQ空间小范围出柜:我喜欢男生,虽然跟你们有一点区别,但是我希望这个年代了,不会再存在偏见和谩骂。我要比你们更加努力,才能创造我想要的生活。

(吴一川的微博遗书)

“求求你们还给我”

  “求求你们还给我” 玉潭中学的同学刘宁看见吴一川这条QQ状态时,并没有感到意外。高中开学前,他和吴一川在同一个夏令营,感觉他“性格比较疯”,有时搂着别人亲,“所有人都觉得他精神有点问题”。 一个军训的夜晚,吴一川唱了TFboys的《青春修炼手册》,很多人都不喜欢TFboys,他唱得也不好听,反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。 高一开学之后,刘宁觉得吴一川变得“喜欢出风头”,参加了很多班干部的竞选。一个晚自习,几名同学竞选学生会主席,吴一川准备了一篇发言稿,说到激动处,还打起手势,把其他人的气场都比了下去。 “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过的。”一名同班同学回忆。 他们并不知道,竞选班干部是吴一川保护自己的方式。他在遗书中说,曾在当地另一所高中遭到校园暴力。“由于自己性格的阴柔化,和胆小怕事,遭到许多同学的威胁逼迫,以至于一段时期处在中度抑郁状态,曾多次想过以自杀完结生命……终于降级转到了玉潭中学,我努力让自己争取到学生会主席,在学校有了一定权威,也是用来防止被霸凌的一个手段。” 在新的学校,他努力跟同学搞好关系。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之后,同学没做好卫生,他一个人留下来打扫;手里握着宿舍楼钥匙,他私下放同学出去上网,被老师发现了,一个人挨批评。 “吴一川人挺好的,比较大方。”学生会副主席李宇回忆,他总把洗发水借给别人,帮同学买早餐、带奶茶。经常有人围在艺术班门口,问他要烟抽,人不在,就翻他书包。但一些细节显示他并不阔绰。他的衣服不多,一件牛仔外套,穿了一个星期,用的钱包也很破旧了。 主席的身份也会招来反感。午休、眼保健操、黑板报,都由吴一川负责检查,一些同学觉得他爱管闲事。吴一川用广播发通知,有男同学不喜欢他阴柔的声音,觉得他让班级丢脸了,骂他“傻逼”,一些男生跟着附和,吴一川还是笑呵呵的。 同学看不出他心情的变化。他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,下课立马跑出教室,检查卫生或者去拿一些文件。他和老师走得很近,经常往办公室跑,帮老师统计分数。他经常不吃午餐,一个人偷偷跑到音乐教室,摸索着弹钢琴,创作曲子。 除了英语,他每节课都举手,不知道答案,也用幽默的方式回答问题,有时甚至打断课堂10多次。“他喜欢突然搞一些意外的动作,让别人注意到他,其实心里很空虚。”李宇说。 晚上查寝时,吴一川故意翘着兰花指,有同学骂他“娘炮”“基佬”,“我就是娘啊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回应。 “有没有男朋友,喜欢哪个男的啊?”有男同学试探性地问。 “我喜欢你啊。”吴一川搪塞过去。 学校里早就有传闻他是同性恋。同学宋轶和吴一川隔着一条马路住着,从朋友那儿听说,吃惊了一下,但很快也接受了,还像往常那样,坐着他的小电驴回家。 宋轶很少听吴一川提起家人,只记得他妈妈经常在晚自习下课后来送夜宵。一次父亲接他,宋轶搭顺风车,在那辆老旧的小型汽车里,吴一川问父亲要零花钱,父亲爽快地答应了。宋轶觉得这是一个受宠溺的孩子。 她偶然得知吴一川还有一个哥哥,脑瘫,长年卧床,三年前,他16岁时,哥哥去世。 吴一川把哥哥的照片存在一个U盘里。一次考试期间,U盘不知被谁拿走了,吴一川看起来很着急,走上讲台,突然跪了下来,“求求你们还给我!”他哭得嗓音沙哑,身体抽搐,眼眶通红。大家觉得他太可怜了,老师让拿走的同学赶紧还给他。 多名同学知道班里有人欺负吴一川,下课拍他的头、不让他睡觉。一次晚自习课间,宋轶看到好几个男生和吴一川进了厕所,下一节课,他没有出现;还有一次,吴一川眉毛上贴了几天创口贴,他说自己的眉骨被打断了,后来眉间一直留有断痕。 吴一川很少反抗。刘宁记得,一名男生曾和吴一川发生口角,一些同学起哄,拿他的手打了吴一川一耳光,吴一川把书摔在地上,但没有还手。经常欺负他的一名男同学出了车祸,吴一川去医院探望,还捐了100元治疗费。 但宋轶说,因为在学校里的遭遇,吴一川一度想辍学,绝食了好几天,脸色苍白,直至晕倒在地,被送进医院打葡萄糖。母亲跑到学校问同学,“吴一川为什么不想读书了”,没人告诉她答案。 对上述可能存在的校园暴力,桃江玉潭中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吴一川已经毕业,是社会身份,且曾在其他学校就学,不知道他是否受过欺凌。 直到看到吴一川的遗言,宋轶才明白,吴一川下课就往办公室跑,是为了跟老师讲心里话。他曾告诉高一班主任自己的性取向,“同性恋不是病,你也没问题,这条路很难走,我很欣赏你的勇气。”班主任说。后来,那名班主任离开了,“我失去了对我最好的一个人。” 高二下学期,吴一川看了许多关于血腥、报复、黑暗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。欺负他的那名同学车祸不治身亡,他在遗言中写道,他甚至为此开心了一周。

(吴一川就读的高中)

(吴一川就读的高中) 同类 “Blue基地”隐匿在长沙人民西路的一个巷子里,外形如若一辆黑色汽车。推开一扇红色木门,酒吧内投射着蓝色霓虹灯,这是一家同志酒吧,许多年龄在20-35岁之间的男性客人,来这里交友、买醉。 三月的一天,长期关注LGBT群体的下大垅在这里做采访。旁边一个小圆桌坐了一个男生,脖子上挂着耳机,一个人低头刷手机。采访快结束时,这个男生主动凑了过来,“你们在聊什么?” 那是吴一川第一次去同志酒吧,他在门口兜兜转转了一圈,才决定进来。他和下大垅谈起中学时代,男同学一直把他当做出气筒,拖到卫生间,用脚踢打他的头部,在他的被子里放盐和芥末,故意用胶水粘住课本。说起这些,他语调平静,似乎习以为常。 吴一川还谈到了自己的家庭,认为自己没有获得过父母的爱,“他们将全部的关注都放在哥哥身上,没有出面处理校园霸凌的事。” “他希望有一个强壮的男人陪伴在他身边,守护他、保护他,给他带来十足的安全感。”下大垅说。

(吴一川在长沙同志酒吧。受访者供图)

(吴一川在长沙同志酒吧。受访者供图) 吴一川曾在溜冰场结交了一位男同志,他们互道早晚安,一起溜冰,去酒吧蹦迪。快过年时,雨夹雪的一天,吴一川骑着小电驴,戴着那副耳机,带男孩去了桃江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,两人就那么安静地待着。 但这段感情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。男孩反感他在YY上扮演女性做直播,也不喜欢他抽烟、嚼槟榔。两人渐渐疏远。 “我们在一个多月后就分手了。”吴一川告诉下大垅,“同性恋之间也许没有爱情。” 他没有停止寻找新的恋情。4月19日,星期五,他参加了长沙同性恋亲友会组织的脱单活动,吴一川主动跟桌上的每个人打招呼。 “我有一个打算,想在高考之前出柜。”活动后,他和主持人单独聊天时说。 “你能承担出柜的后果吗?”主持人告诉他,时机并不合适,出柜不会带来什么好处,“高考不会加分,男朋友还是不会有,况且进入大学后,环境会更加包容。” 吴一川一下子愣住了,但他并不打算将计划推迟。 那段时间,他几乎不怎么上课了,成绩也有所退步。年前,艺术类专业的校考面试他都落选了,4月又面试了长沙一个专科学校,播音主持专业成绩过了,文化成绩没过。“我不想去上学了”,他哭着和亲友会志愿者打电话,担心同学和老师嘲笑,父亲也因此事与他争吵。后来,他上课就趴在桌子上睡觉。老师建议他好好休息,调节一下心情。 距离高考还剩一个月,吴一川休学在家。 他时不时去长沙的酒吧,还认识了安安,一名40多岁的女同性恋。她留吴一川吃过一次饭,见他的耳机破了口子,取下来帮他粘好。“你太好了,你太好了。”吴一川说了好几遍,还夹了一个娃娃送给安安女友。一次,吴一川去影院看电影,影厅只有他一个人,他问安安能不能来陪他。安安觉得他很孤独。 5月1日那天,他请圈内一些不认识的朋友,在益阳组织了一次K歌活动。一个多星期后,他又参加了一次户外烧烤桌游活动,天下着小雨,一名男孩为他撑伞,他有些心动。 6月5日,他再次告诉亲友会负责人柱子出柜计划,“我已经准备好了,小哥哥不必担心。” “为什么这么急?”柱子认为他在强迫父母接受。他对吴一川说,“出柜的目的是让家庭关系更好,不是反目成仇。” 柱子第一次遇见吴一川年龄这么小又急于出柜的案例。他后来才意识到,吴一川的出柜是一种自我拯救——一个能理解他的人都没有,只能向父母寻求支持。 “同性恋亲友会”是一个成立了11年的公益组织,帮助同性恋者的父母更好地接纳子女。长沙分会成立两年来,柱子见过孩子出柜后反应不同的家长,有的试图理解孩子,下载软件,和同性肢体接触、亲吻,最终明白性取向无法改变;有的带孩子去“红灯区”,强行“掰直”。 亲友会的志愿者陈霜曾像发小广告一样,帮儿子四处寻找女友。后来,儿子发来一张女友照片,虽然离她心目中儿媳的形象差太远了,但陈霜仍为此感到高兴。可不久后,她得知,女孩是“拉拉”假扮的。 一年春节前夕,她走进儿子房间,打算跪下来,求他像同龄人一样正常恋爱。双膝快要落地时,儿子突然说:“妈妈,我是同性恋。”陈霜见他脸涨得通红,面部扭曲,变得特别陌生,“同性恋怎么办”“是不是要断子绝孙了”,她在脑子里飞快闪过这些念头,但又不忍心责备儿子。 过了一会儿,陈霜反过来安慰他:“孩子,没事的,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吧。”儿子帮她介绍了一个家长,把她拉进亲友会家长群,现在她也在里面帮助调解。 陈霜曾给吴一川打过两次电话,不希望出柜影响他高考。二十一天后,她收到吴一川发来的信息:我顺利出柜了,很轻松。

(吴一川朋友圈记录的聚会内容)

另一个秘密 6月20日下午,打捞第四天,天已放晴。桃江十多公里之外的新桥河附近,蓝天救援队发现了吴一川的遗体,送至殡仪馆后,次日一早火化。 吴一川父亲旧病缠身,孩子出事后,他水米不进,一天内休克四次。三年前,他失去了大儿子,骨灰一直存放在殡仪馆,打算等吴一川成年后,再为哥哥立墓碑。 如今,兄弟俩合葬在一起。 6月6日,高考前一天,吴一川向父母出柜。他坦诚了在学校的遭遇和自己的抑郁状态,据吴一川的叔叔说,父母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,这让吴一川松了口气,他跟亲友会里的几个朋友分享了这个消息。 但出柜第六天,父亲也向他说出了一个隐瞒许久的秘密。“今天他们跟我摊牌,我并不是他们亲生的。我是一岁的时候,别人送过来的。”吴一川告诉柱子说,父母一个AB型血,一个A型血,而他是O型血。 “你认不认我们?”父母问他。 吴一川不知道怎么回答,逃了出来。 吴一川的二叔向《极昼》解释,吴一川父亲当时的考虑是,如果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,或许会想找亲生父母,这样能转移他的注意力,别再想性取向的问题;如果找到了,也能让他多感受一些爱。他说,吴一川当时已经接受了,并没有过激的情绪。 但吴一川却告诉柱子,自己找到了最终的那个答案:“怪不得我整个生活没有父爱、母爱,原来我并不是亲生的。” “还要怎么爱他呢?要什么尽能力给他什么。”说到这里,二叔突然哽住了,吴一川的父亲为了养育两个孩子,多年来没穿过一件好衣服,他原打算等吴一川上大学,就把家里的房子变卖了,一起去长沙陪他。 但高考结束后,吴一川自己估了320分,打算去找工作。他曾去当地一家培训机构应聘老师,对方要求至少有大学文凭,拒绝了他。 吴一川开始删除微信好友。亲友会一位志愿者记得,吴一川告诉他,自己很累很累,“所以对不起,我要把你删掉。”退完群、删完好友后,吴一川哭起来,“感觉很孤单”。他给那名从小对他好的男同学打电话。对方是直男,已经有了女朋友,只是“潦草地安慰了一下”。 “我是不是很坏,竟然想要破坏他的正常生活,我好自私。”他对柱子说。 6月14日,出柜第9天,父亲向长沙的表舅寻求帮助。表舅在媒体工作,他咨询心理医生后,了解同性恋是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很多亲戚回到桃江,他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,长达三个多小时。 表舅告诉吴一川和父母,不能逼孩子结婚,要慢慢理解,学会接受;吴一川也要提高情商,学会沟通,找到对象带回家见父母。他和吴一川约定好,高考成绩出来第二天,就去长沙治疗抑郁症。 但一切都在那个下雨天终止。 学生会副主席李宇收到消息,已是晚上十点,那时,吴一川的QQ依然显示在线,电话拨过去,不通,再打,还是不通,“给我回电话,主席!” 无人回应。 高考前,李宇私下组织高三喊楼释压,由于学校禁止,没人愿意放烟花。告诉吴一川后,他骑上小电驴就去取烟花,又请客吃了一顿18元的牛肉饭。 喊楼快开始了,同学们拿着荧光棒,在走廊上准备着,烟花升腾而起,大家将书籍挥洒而下,像大片的雪花在黑夜舞动。 吴一川在学校外的马路上负责点火,错过了最绚烂的这一幕。 出柜第11天,6月17日,吴一川和父母争执后,仍然去了健身房。外面下着大雨,家人拦不住他,就让他先出去了。待雨小一些,他们去健身房寻找,路上给他发微信,才发现被拉黑了。傍晚7点时分,他给妈妈打了最后一个电话,“妈妈,再见了。” 然后,他出现在桃江的一座老桥上。他松开手中的雨伞,落了下去。

(故事为真实发生,为保护受访者隐私,文中人物为化名)


你的笑,是大海拥抱海岛的笑,是星星跳跃浪花的笑,是椰树遮掩椰果的笑。你笑着,使黑夜奔逃。